《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是美国著名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创作的聚焦一战爆发前25年西方社会的历史散文。塔奇曼在这部作品中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战争前夕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全书用洋洋洒洒50余万字探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时的西方，乃至全世界，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人们对于一战的关注度远没有二战高，对一战前世界的研究更是冷门中的冷门，塔奇曼女士成功挑战了这个冷门话题，并将这些话题写得精彩纷呈。读者们乘坐着她掌舵的扁舟徜徉在历史的海洋中，贪婪地感受水花扑面的气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深刻改变历史格局的战争。对于欧洲来说，“灯光在整个欧洲熄灭”，新兴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让整个欧洲进入了修罗炼狱；对中国来说，军阀间的残酷斗争与帝国主义的压迫让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就在战争结束仅仅二十年后，一场烈度更加空前、规模更加庞大的战争再次蹂躏了世界。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惨烈，出于一种后见之明，人们在回顾时常理所当然地将战前的时代视为最后的黄金时代。以茨威格为代表的作家称一战前的社会为“太平的黄金时代”“享受过最高度最完整的自由”。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全面、准确的看法。一场恶疾绝不会从一具健康的躯体中发作，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芸芸众生而言，战争前的年代绝不是像知识分子所言那般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而是充斥着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用作者的话说：“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误导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

那么，该如何准确描绘那个时代的景象呢？塔奇曼并未像很多历史学家一样，从冗长的年表和蜿蜒的历史事件中得出结论，如果按照这种办法来挖掘历史的真相，只会得出一个习以为常却极具误导性的结论——在一切危机来临之际，疯狂的政客是主导一切的元凶，而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许多作家因为无法解释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就会把事情归咎于个人或者单个细枝末节。他们将一战的爆发归咎于萨拉热窝的刺杀，甚至归咎于斐迪南大公的司机拐错了弯导致刺杀的成功。他们对这种吸引读者的手法沾沾自喜。塔奇曼也拒绝了这种讨好读者的写法，她选择从整个社会体系作为切入点，运用切片化的手法来审视并呈现那个时代的群像，通过不同视角来探寻背后的因果联系。

在经历了四百年的对外扩张和持续进步后，西方已然成为世界的中心。力量的增长给政治家们带来了过剩的、多余的膨胀感。在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为代表的豪族凭借所掌控的土地及投资，借助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剥削数千万人的劳动成果，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惬意生活，并且以民选为口号控制着大英帝国的方方面面；美国因为国力迅速增长，野心骤然膨胀，飞速地转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向世界宣泄着自己的力量。统治阶级筑起了一座高高的骄傲之塔，高踞在塔尖上无忧无虑地消磨时光，对于塔下的事情漠不关心。

不过，在骄傲之塔看不见的底端，则是幽暗的深渊。与上层的纸醉金迷不同，普通民众哪怕只是活下去都要竭尽全力。在英国，底层平民与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在法国，社会对立加剧，全国上下焦躁不安；在美国，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们对政府的失望越来越大，民众为对抗政府不惜诉诸暴力；在德国，在飞速发展的繁荣与尼采“强者统治弱者”的“超人”理论的熏陶之下，德国民众甘愿摒弃自由主义，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

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狂热最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力。战争可能带来的幻想和热情渐渐沉入了巨大的幻灭之海，那座骄傲之塔也颓然倒塌——政客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则失去了骄傲，痛苦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与面对眼前的重重困境。

该如何解读那段历史？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教训又是什么？塔奇曼也坦言无法给出最终结论，她把这个决定权交还给读者。纵观历史，无数妥协与和解都是建立在数不尽的暴力和鲜血之上，鲜血换来的和平下依旧孕育着矛盾的种子，而当矛盾再一次不可调和时，又将诉诸于更大的暴力与更多的鲜血，人类就这样被永无止境地困在这个无解的因果循环里。战争中，无数平凡人以自身尸骨为武器摧毁了那座骄傲之塔。战后，大部分国家通过让渡部分权利和提升生活质量，为底层人民“受压制的能量”提供“发泄途径”；而在很多热点地区和无人关注的国家，底层人民依旧看不到一点希望，战争、独裁、腐败、压迫，百年前的枷锁至今仍将他们牢牢锁住，动弹不得。

或许，骄傲之塔从未被真正摧毁过。

（作者单位：西山煤电能源投资开发公司）